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

查尔斯·蒂利，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2007年，蒂利发表《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他以过去近千年的欧洲历史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关于民族国家崛起的独到见解与理论建构，将民族国家的“好战性”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分析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

全书共七章，按其内在逻辑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二章作为全书的理论主旨所在，概述了过去一千年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城市与国家，从而建构了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几种路径的理论框架。作者注意到了现有关于民族国家研究的单线分析，开展了对“集权主义”、“地缘政治”、“生产方式”、“世界体系”的批判，提出许多国家形式(城邦、帝国、公国等)同时并存，只是到后来民族国家由于在战争中的优势而逐渐胜出并取代了其他国家形式；第三、四章对影响各种国家形式的两大动力强制和资本，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作者结合欧洲长期以来的分裂战乱，认为战争和准备战争对于形成国家结构有着独特的作用，并随着国家结构的强化加快了从封建式的间接统治向集权化的直接统治的转变;但是国家对国内资源的榨取不可避免地与掌握有资本力量的集团发生了冲突，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促进了国家的民主化与军队的平民化；第五、六章讨论了欧洲的诸多国家类型，分析强制与资本的不同结合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最终得出强制化资本的道路是欧洲民族国家胜出的根本途径。此外，还分析了在战争中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的由来及随后由于欧洲的对外扩张而延伸到整个世界的过程；最后一章分析了二战后广泛存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人政权现象，作者跳出欧洲的视域将强制与资本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以上国家，进而认为这些国家的形成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先欧洲国家形成的条件而导致了军人政治的崛起。

一、战争理论

通过对比欧洲经验的成功和当代经验的失败，一边是沿着战争导致国家形成、国家机构扩张、代议制民主和军队平民化的道路；而另一边则是战争导致国家形成、内战频繁不断、军人政治盛行的恶性发展。

蒂利极力推崇战争的作用。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和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着社会契约，并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

二、国家理论

蒂利把国家定义为不同于家庭和亲属团体的运用强制的组织，它在大片的领土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实施着明确无误的对其他所有组织的优先权。因此这一定义包括城邦国家、帝国、民主国家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政府，但是不包括部落、宗族、公司和教会。他进而指出，在公元 990年以来的时期中的主要时间段里，在欧洲的不同地方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迅速地增长：接受贡赋的帝国、类似城邦国家和城市联盟的主权分裂的体系、民族国家，三种类型的国家长期存在和共存。强制和资本的分布形态的不同，是影响国家既存形态及发展道路的两个重要变量。

强制和资本的不同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强制包括对某种行为的所有有关的运用，这种行为常常给清楚这种行为及其潜在损害的某些人、某些个人的财产或某些群体带来损失或伤害。在资本确定剥削范围的地方，强制确定统治的范围。当强制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增长时，它们就产生了国家；资本包括所有有形流动资源和相对这些资源的可实施的所有权。资本家是擅长于资本的积累、购买和销售的人们。资本的积累导致了城市的产生和增长。

他认为，欧洲国家的形成大致历经了“世袭制阶段”（15世纪前）、“经纪 人制阶段”（1400 年--1700年之间）、“民族化阶段”（特别是在1700年--1850年之间）、“专门化阶段”（19世纪中叶至今），但是，他并不把这一趋势视为必然性的和单一式的：民族国家最终从众多四分五裂的政治组织中胜出的途中充满了变数，欧洲人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创建了民族国家。

三、发展道路分类

民族国家成为了国家形成的主要趋势，但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是存在多条道路的，各国受其强制和资本的分布的不同，所趋向民族国家的路途中的道路也不同，蒂利区分出了三条主要的道路：强制资本道路、资本密集道路、资本化强制道路。

强制密集道路指的是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榨取机构，俄国为代表；资本密集道路指的是统治者依靠资本家的契约来租借或者购买军事力量，从而不用建立庞大的国家机构来进行战争，以威尼斯为代表；资本化强制道路指的是话费更多的精力吧资本家和资本的来源吞并到国家机构中去，资本和强制的拥有者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互作用，以英国、法国为代表。

蒂利认为资本化强制道路是最为成功的，因为它在统治国内居民以及应对战争方面最有优越性，因此，日益增长的战争规模以及欧洲国家体系通过商业的、军事的和外交的交往形成的交织，最终把发动战争的优势给了那些能够把常规军队投入战场的国家；能够利用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经济相结合的国家胜出。它们制定战争规范，它们的国家形式在欧洲也成了主流的方式，最终欧洲国家都集中到这种形式：民族国家。

    蒂利从强制、资本的分布特点以及战争与准备战争的宏观历史背景出发解释欧洲的国家形成，其视角可谓独树一帜。但是《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也存在理论缺陷，如：一是由于过分强调战争的主导作用，以致于有学者将之称为“战争中心论”，因而他的关于战争导致国家形成的理论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二是蒂利在强调战争对于国家形成重要性的同时，却似乎有意忽视了近代以来在战争中形成的首批民族国家往往迅速走向殖民帝国的历史事实；三是蒂利不知不觉地将民族国家“欧洲化”了。为此，我们要正确的看待他的理论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