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邦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先出现的是家庭，这是最原始的单位组织，而后若干家庭组成了村坊，村坊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城市，最终成就了城邦的形成。关于城邦的内涵，亚氏首先认为城邦是一个社会团体，即政治社团；其次，城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城邦”就是“国家”，而关于国家的起源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从亚氏到卢梭再到马克思，从“社会团体说”到“社会契约论”再到“阶级分化学说”，每一派都自有论据，自圆其说。但是很明显，在马克思以前的诸多论述中，都忽略了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阶级性。亚氏认为城邦即国家是一个“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P3），然而在一个国家中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谋取自身的利益，保证统治秩序，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镇压、威慑等以强化统治，而社会团体并不能够体现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从国家权力对内具有最高性，对外具有独立性来说，政治团体也无法体现这一点。按照亚氏所说，一个社会中必然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如何区分具有“至高而广涵”特性的那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能够辨别出来，那该政治社团与其他社团之间的关系如何，亚氏也没有论及。
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国家被定义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按照地域划分，以暴力为后盾，对其他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突出了其阶级本质，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内涵。
二、公民
亚氏认为，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可称之为公民（P113），其范围不包括奴隶、工匠、佣工、妇女、儿童和外邦人。这样看来的话，公民的范畴其实是很小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主体是奴隶主和农民，而农民主要忙于农务，如果没有政务津贴，极少会参加议事会，行使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一来，城邦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奴隶主手中，亚氏的阶级狭隘性由此可以体现出来。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妇女可以和男子同样享有政治权力，参与政治的想法较之亚氏而言无疑更具平等性。
令我无法理解的是亚里士多德把自由民中的工匠、商贩视为贱民，并不能充分地享有与农民同等的权力。照理来说，古希腊工商业比农业发达，其思想应该紧跟时代潮流才是。可能的解释便是，农业是立国之本，而且小农不善于迁徙，思想保守，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与管理；而商贩一流经常流动，管理不便，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思想不受控制，统治者统治起来也就不容易。这样想来，也不仅是封建专制时期的中国统治者重农抑商了。
三、政体类型
亚氏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以及其所照顾的哪些人的利益为标准，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皈依，故而是正宗政体，君主政体是一人为统治者，贵族政体的统治者是具有才德的少数人，共和政体的统治者则是多数人；相对应地，如果统治者偏离了公共利益的轨道，转而追求个人或者部分人的利益，这样的政体就是变态政体，分别是追求僭主利益的僭主政体，追求富人利益的寡头政体和追求穷人利益的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的同异决定着城邦的同异（P119）。也就是说，从一国的纵向发展历史来看，如果该国的政治制度与政体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以往，那么即使该国在名称上还是一样，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了，而是另一个全新的国家。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起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不同于以往，即使中国的国土面积和地理位置以及人口没有发生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也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不同，而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同样地，在封建专制时期的中国，即使朝代更替频繁，最高统治者换了一家又一家，其政制基本相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仍旧属于皇帝专制，国家的性质并无二致。
关于政治权利的分配以各人对城邦的贡献为标准，乍看来，这似乎很合理，但是在亚氏看来，构成城邦的要素有门望、自由身份和财富，这是城邦存在的条件（P150），在这一条件的限定下，受任官职的人就局限于奴隶主阶级了，自由人便很少有机会能够享受到政治权利，其思想中的阶级偏见再次体现了出来。
四、关于城邦设计与配备问题
首先，一个城邦必须具有人口和土地，这两者都需要有一定的限度，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就人口而言，其最适当的限度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的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至于土地面积，应该使其能为公民提供闲暇的生活为度，稍有宽裕又必须有所节制（P356）。
其次，一个城邦中必须具备的业务主要有：粮食供给，工艺，武备，财产，祭祀和裁决政事、听断私讼；对应地，就必须要有农民、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祭司和负责议事审判的团体。最具特色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把公民按照年龄编组，只有老人才能够成为统治者。从善德方面来讲，可能老人的品德层次的确比年轻人更加高一些，但是就精力而言，老年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力量从事政治工作，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再次，亚里士多德对于教育十分重视，认为教育应该定有规章制度并由城邦统一办理，这项主张对于如今我们兴办教育体系都是适用的，由此可见亚氏的前瞻性。作者在第八卷中着重论述了音乐教育的作用以及它的学法和三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