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逐渐形成农民工群体。自笔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珠三角农民工研究的论文至今也已近30年, 期间主要论著有《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研究》、《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东南沿海散工调查与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农民的流动与转型———湖南攸县调查》、《城市新移民问题与对策》等。在此, 主要结合个人研究来回顾中国农民工研究的30年, 并展望未来农民工的发展动向与研究趋势。

农民工的产生基于我国特殊背景, 最早可追至1950年代矿山招收农民工, 后至1970年代以来社队企业的工人, 真正兴起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人口流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包括矿山、建筑工地、个体工商业等非农业。

我国农业长期以来注重精耕细作,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 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不断投入劳动力以获得有限的农业经济增长。格尔兹将印尼爪哇岛人多地少、采取精耕细作的模式称为“农业内卷化”[1], 后经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以“过密化”作为阐释。笔者也曾以凤凰村为例, 研究过中国人口密集型农村人口与乡村经济过密化问题[2]。改革开放后, 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 农村大量劳动力释放, 需要流出以寻求新出路。与此同时, “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的企业贸易形式开始实行, 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工厂迁至珠三角。这些企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流水线作业, 工序简单易学, 且规模极大, 一家企业可容纳上万名工人。在此情况下, 珠三角的劳动力被迅速吸纳, 同时又急需外来劳动力, 而这正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需求不谋而合,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

正是在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 城乡二元分割, 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进入工厂打工, 即有了中国特色的称呼“农民工”。关于农民工的称呼并不统一, 如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最初对其翻译亦难统一, 有学者翻译为“peasant worker”, 也有学者译成“farmer worker”, 但现在学界多数认可笔者的翻译, 因其作为我国特有的二元体制下的产物, 可直接翻译为汉语拼音“Nong min gong”。

规模性的农民工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 于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2000年开始逐步稳定, 且呈稳中略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16年底, 农民工总量达到28 171万人。农民工主要从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仅珠江三角洲常年流动的农民工就近3 000万。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安徽等为打工大省。以湖南省、江西省为例, 2010年人口普查, 湖南省原有人口6 000多万人, 但留在本省的只有4 000多万人, 而江西省5 000多万人, 留居的只有3 000多万人。近几年来, 随着交通的日渐便利, 外出打工具备更好的条件, 越来越多的山地民族也加入打工大潮。

农民工对我国经济有着重要贡献。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上市的时候, 马云带着四个农民工前往并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周刊》对评价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 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事实上, 中国能够持续发展, 与农民工的贡献密切相关, 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农民工搭建的”。笔者认为,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前30年就是靠农民工的积累, 而后30年需要靠经过培训的农民工的劳动来发展。举例来说, 现如今网购的便利正是来源于快捷而低廉的投递系统, 家庭内部的装修、电器修理同样依靠农民工, 而公司利用定位系统能够对农民工作出高效的管理, 互联网时代对农民工又提出了技术要求。

笔者研究中国农民工从起步阶段至今, 在田野实践中梳理并完善研究内容、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内容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分布与分类研究;二是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比较, 提出钟摆理论;三是农民工与本地人比较, 提出“二元社区”理论;四是正式雇佣与非正式雇佣工比较, 包括散工与垃圾场研究;四是农民工与族群研究, 主要侧重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五是农民工转型研究;六是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笔者最初做农民工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主要成果集中讨论农民工的分布与分类、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状况描述等。较系统研究《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一书, 对珠江三角洲人口移动的规模与类型、人口移动与文化适应、外来劳动人口的控制与管理、农民工的性别分工等问题作了描述与分析。

就农民工的分类来说, 乡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离土不离乡, 其属于时代背景下农村人口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兼有农民与打工者双重身份, 包括分离型、兼业型以及季节型三类。第二种是离土又离乡, 指农民离开农村老家, 从事非农业生产, 且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的农民工群体。第三种是离乡不离土, 即指通常所说的代耕农, 离开家乡去大中城市从事种地、养殖等活动[3]。此外, 就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就业分布来看, 主要可分为四类:企业工人、散工、农业工与专业人才[4]。

以珠三角的农民工情况看, 其地理分布有其特点与规律。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分布可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以及外环区, 其中东线的农民工分布数量最多, 并总体呈现出集中在城市新区、靠近交通线的城镇、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与城乡结合区的地理分布特征。其分布特征与规律与经济因素、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经济结构密切相关[4]。

推拉理论是解释人口迁移较为普遍的理论之一, 着重于分析人口迁移的原因, 既包括输出地的消极因素 (推力) , 也包括输入地的积极因素 (推力) [5]。基于我国农民工人口迁移的特殊性, 笔者提出钟摆理论, 即农民工犹如永恒的钟摆, 摆动于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钟摆理论模型包括输出地、输入地与外界因素等三个一级指标。输出地中又包括经济因素、亲属关系、心理因素、个人因素等四个二级指标。输入地包括经济因素、个人适应能力、政策因素、心理因素等四个二级指标。外界因素包括两个二级指标, 分别是流动的距离、交通工具的方便程度和交通成本以及从事的职业。这一模型可进一步解释农民工为何流而不迁[6]。

对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的研究, 既有对江西省专门的田野调查研究, 也有以个案为基础的比较研究, 即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湖南钟水村、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宁村以及既是输出地又是输入地的凤凰村的比较研究[6]。以江西省为例, 农民工与输出地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强烈的家乡认同感、经济上的联系、与亲属的联系以及将打工视为短期生活目标。外出打工对输出地的影响主要包括:第一, 对输出地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包括对个人身份、家庭结构、邻里结构、婚姻、政治结构。第二, 对输出地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第三, 对输出地经济结构的影响, 包括劳动力结构、耕种方式、现金收入增加、劳动力回流带来的新的技术与观念[7]。就江西省的田野调查研究看, 农民工外出打工对输出地最大的影响是政治结构变迁, 主要表现为:一是补充了正式组织的队伍, 二是农民工补充了村民民主选举的队伍, 三是对乡里决策起到影响, 四是减少了宗族势力对乡村选举的操纵, 五是乡村个人意识的觉醒瓦解了超稳定的中国农村民间政治结构[6]。农民工对输入地的最大影响是在输入地形成了“二元社区”, 下文将着重讨论。

此外, 笔者提出“打工经济”的概念, 指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 外出务工人数超过劳动力总数30%, 打工收入在经济结构中占50%以上、且成为主要现金收入来源。通俗来讲, 打工经济就是靠打工过日子。打工经济一般形成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人地矛盾突出、纯农业产品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存在商品农业成为亏损经济问题、交通便利且具有外出务工或经商传统。打工大省之一的江西省则为打工经济, 即外出务工成为江西农村经济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对打工经济的依赖性与日俱增[8]。

打工经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温饱问题。另外, 打工经济的收入可以成为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启动资金[8]。一方面, 政府鼓励回乡创业, 例如创办回乡创业园、淘宝村等;另一方面, 利用在外习得的创业经验回县城创业, 既享有在家乡生活与工作的便利, 又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然而, 打工经济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留守家乡的老人与妇女劳动强度增大。二是留守儿童问题。夫妻同时外出, 因工作强度大、输入地教育费用与生活费用高等问题, 使大量的留守儿童寄居于祖辈家庭、亲戚朋友家中, 与父母长期分离, 造成多数留守儿童性格与心理问题严重[8]。笔者目前正在做随迁儿童研究、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比较研究, 主要从族群关系入手, 但在输入地研究结果不大乐观, 本地人子女与外地人子女之间不交往, 这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此外, 农民工的流动, 除了空间流动外, 社会流动更为重要。农民工在输入地, 满足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 逐步对社会身份产生更高的要求, 逐渐要求享有平等的管理权与选举权, 而这就是城市新移民研究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初, 笔者曾对厦门、深圳等地的外来人口做过调查, 对他们到输入地的动机、打工情况与生活状况、社会交往情况做统计分析, 并进一步比较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感受、对都市生活的态度与适应以及与当地人关系。农民工普遍被“城里人看不起”, 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有着较为紧张的关系, 而农民工难以适应都市生活, 交往圈主要是同乡亲戚[9]。这为笔者后来做农民工与本地人比较研究埋下伏笔。

笔者在《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一文首次提出农民工对输入地的影响是在输入地形成“二元社区”。“二元社区”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分配制度。本地人与农民工的第一次分配区别不明显, 而真正形成收入差距的是第二次分配, 即村里的福利与分红。二是职业。本地人通常从事较轻松且收入较高的职业, 如厂长、财务、报关员, 或自己做小生意等。农民工则多从事又脏又累又苦的普通工作, 很少能进入管理层, 较好的大致是技术工人、车间主任等。三是消费与娱乐方式。输入地有两套系统供应本地人与外地人消费, 即本地人一般消费较高档的餐厅、娱乐场所, 农民工则通常消费廉价的饭馆与街头卡拉OK。四是居住方式。农民工一般居住条件较差, 或为工厂宿舍, 或是较简陋的出租房, 而本地人则居住于规划较好的小区。五是社会心理。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相互歧视, 隔阂很深, 农民工认为本地人皆因出生条件好, 而本地人则认为外地人素质低[10]。

支撑二元社区的基础是“地方本位”政策与“寄生性”经济。地方本位政策是二元社区形成的前提, 指一系列保护地方利益的政策, 诸如户籍制度、福利制度与分配等。“寄生性”经济指本地人仅提供土地与少部分人参与管理, 而资本、技术、经营、生产都是靠外商、港台人以及农民工。然而, 二元社区存在诸多问题, 影响并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寄生性”经济下产生“四不青年” (不劳动、不学习、不工作、不种田) , 其教育问题极为严峻。二是区域间的隔离与本地人封闭的心态。三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因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冲突[10]。

当下都市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二元社区, 主要表现在社区空间构成、住房类型、房屋权属、定居意愿四个方面。笔者认为当下都市化过程中房屋与土地权属、社区经济结构与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是“二元社区”长期存在且产生问题的主要因素[11]。随着政府自1998年开始逐步对农民工管理与子女教育政策放宽, 城市的二元社区虽仍存在, 但是逐渐宽松的政策为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一丝希望[12]。

学者多数着眼于被企业正式雇佣的农民工, 笔者则首次将视线聚焦于非正式雇用的农民工, 称作“散工”。“散工”是指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 他们既无个体营业证件, 亦非各类企业中的合法打工者, 而以“打短工”“打零工”为主。散工不属于工厂和公司, 换言之, 他们享受不到《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 是游离于制度外的公民, 因其工作存在偶然性、随意性, 政府曾一度称之为“三无人员” (即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所、无有效证件) [6]。

“散工”从事的工作非常杂乱, 各行各业都有, 较难归类, 但以体力活为主。依所从事的行当, 散工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 从事如搬运、修路、建筑临时工等短工性质的工作, 可以说他们是城市劳动力后备军;第二类是手工业劳动者, 行业比较单一, 如木工、泥瓦工、简单电工、修鞋、修自行车等;第三类是提供各种定向定时服务为主, 如保姆、家政钟点工、老年看护等;第四类因无法归类, 可称作其他[12]。

笔者既有针对保姆、搬运工、建筑工以及其他散工的行业性的个案研究[12-14], 也有对广东、浙江、福建与广西区域性的散工研究[15-18]。研究内容包括对散工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19], 也有对外来散工的基本特征、生存状态、生活目标、生计情况、社会关系网络、社会适应、社会支持、救助保障等方面的描述与分析。另外, 笔者对广州兴丰垃圾场拾荒者聚落进行研究, 对拾荒者这一边缘群体的工作情况、生活状况、工资收入、工伤病痛、选择拾荒工作的原因展开描述与分析[20]。政府、拾荒老板、拾荒者和当地村民这些不同行动者的互动构建了垃圾场特殊的政治空间, 在该空间里, 资本、权力、情感、文化、体验等要素相互缠绕且发生变迁[21]。

此外, 新老农民工的比较研究也是重要的方面, 即农民工存在代际差异。老农民工的特点是求生存、回流。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为解决温饱问题, 脱离贫困, 寻找出路, 回流往往是老一代农民工打工生涯的终结。对企业农民工的调查表明, 回流是农民工主体性的选择, 是一种对“二元”体制无力抗争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更凸显了其打工的目的只是求生存的权宜之计, 是符合其自身需求的[22]。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求发展、转工。“转工”即农民工“跳槽”, 2010年调查的一家共计1 000多人的文具厂中, 全年有4 000多人离职, 其中某个车间共700多人, 全年有2 199人离职, 可见转工之频繁。究其原因主要是待遇问题、缺失公平感、缺失职业幸福感、群体性事件等。新一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频繁转工, 转工过程中的确存在不理性因素, 但其背后却是新一代农民工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与行动策略[23]。农民工群体中正在发生着变化, 青年农民工越来越接近城市青年人, 农民工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他们自身也在尝试着向城市青年人靠近。同时, 他们对父辈的很多态度不认同, 不由自主地与之划分界限, 在他们身上, 乡土情感、父辈权威都以很快的速度淡化了。也许, 互联网可以成为农民工代际的分水岭。

20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各地区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少数民族打工者增多。城市少数民族打工者因具备特殊的双重身份且涉及族群融合、文化冲突、民族关系等问题, 一直以来备受政府与学界关注。新疆“7·5”事件正是源于东莞某工厂内的少数民族打工者与汉族打工者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 因处理不当而引发新疆族群间矛盾升级的大事件。笔者对农民工与族群的研究则多聚焦于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群体。

笔者对深圳少数民族的分布与居住、社会网络、族际交往作了调查, 并以深圳民俗村作为个案, 进一步解释了族群间文化差异的表现以及企业文化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24]。此外, 对广州H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据与分布、性别文化结构以及职业构成做过调查, 提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三级治理网络。在其有效性与不足的基础上, 指出做好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形成社会治理网络、加大治理力度, 二是积极引导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文明, 三是转变治理观念, 寓服务于治理之中, 四是拓展自治空间, 培养自治组织[25]。

最初将农民工群体视作一个整体, 忽略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事实上, 农民工群体一直在流动与转型。对攸县的调查, 笔者发现可以把农民工分成四类:劳工型, 指完全出卖劳力;技术型, 指有技术, 诸如开的士、开挖掘机、吊车等;业主型, 指经营小商店、小超市, 或拥有有挖掘机、出租车等生产资料;资本型, 指拥有资金投资企业、经营企业。攸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 其劳动力输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劳动力真正意义上实现转移, 就地转移促进了输出地小城镇、中心城区的发展。二是输出地的城市化, 攸县渌田镇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普及率、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都表明逐渐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三是从劳工型输出变为资本型输出。劳工输出纯粹靠劳动力吃饭, 而人力资源输出则是将智力、技术、资本相结合。攸县的劳动力输出正是经过了从劳工型输入到人力资源输出的转变过程。四是回乡创业促进输出地经济结构转型。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逐步转型, 同时促进了本地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26]。

笔者以湖南攸县渌田镇五星村为个案, 描述该村改革开放以来, 从一个人口过密化村落开始转移劳动力, 外出务工类型从劳工型向业主型、经营型的流动过程, 全面展现农民工的流动、转型、内部分化过程[27]。同时, 通过对佛山“攸县人”挖掘机业主调查, 探讨其转型过程中, 血缘与地缘关系的重要意义, 而培育与拓展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网络对在输入地融入与发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8]。劳务输出的转型影响着多子女家庭不同时期出生的安置地、抚养方式以及受教育方式。劳工家庭的子女多在三岁之后成为留守儿童, 隔代抚养, 就地完成义务教育, 业主家庭的孩子在学龄前则会受到父母抚养, 学龄后从农村转向县城学习, 可以看到职业分化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29]。

伴随人口迁移进入全新阶段, 农民工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职业结构、定居意愿结构、年龄结构上发生进一步内部分化, 笔者用“城市新移民”替换对农民工的称呼。用此概念, 目的在于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 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城市社会。此界定包括如下几大要素:出生地与原户籍都不在本地;在本地居住2~5年;有在城市 (城镇) 定居的意愿;具有合法收入;主要包括劳工型移民、智力型移民与经营型移民三大类[30]。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城市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经济转型中的宝贵人力资源, 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对农村的认同。笔者完成此研究, 基于期待真正能够帮助农民工改变流而不迁的身份, 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笔者对六地 (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 三类城市新移民进行系列田野调查, 描述并分析了三类移民的生存状态、迁移情况、社会网络、社会融合、社会保障、问题与对策等。劳力型移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不高, 工作稳定性较弱, 因户籍问题而无法享有和城市本地人相同的福利保障, 居住以租房为主, 过半数被访者表示在政策允许内愿意在城市购房, 休闲娱乐活动以花费低、熟人聚集的室内活动为主, 多数劳工型农民工精神状态处于亚健康[30]。智力型移民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 (大专及以上, 硕士研究生及以下学历) , 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取得该市户籍的人员。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逾半数被访者租住在小区商品房, 家中、饭馆与公园是主要的休闲聚会场所, 绝大多数会参加社会保险, 近半数愿意参与居委会选举。他们属于新出现的高素质移民群体, 是年富力强的、注重同窗关系的、生活较为时尚的、压力较大的群体[30]。经营型移民可以看作部分劳力型移民与智力型移民的高级阶段。依靠资金或技术运作自己的投资和产业, 初期经历与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的基础, 不仅利用传统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实现资源共享, 还积极建立新的商业社交网络。乡土性是创业的资源与动力[31]。以东莞虎门智升学校为例, 经营型移民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建立社会关系网络, 并通过在输入地建立交际网络实现外部资源共享, 尽管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较好的生活环境, 但因户口限制, 仍是城市边缘群体, 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文化, 没有真正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32]。

此外, 笔者也提出对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对策建议:突破对外来人口的单一界定, 重视新移民的分化;以满足具有定居意向能力的城市新移民需求为重点;继续加强对一般流动人口的有序化管理;提高新移民的城市认同, 倡导多元和谐文化;推动参与式城市管理, 提高新移民的社会参与度[30]。“城市新移民”的提法, 是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 逐步消解固有的二元城乡结构, 关注城市新移民因社会与文化融合引发的社会重构, 以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研究思路的转变有助于我国当前的人口迁移研究[33]。

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 中国农民工也面临转型、分化与发展, 笔者近30年的中国农民工研究正是紧扣时代背景, 不断在理论与实践中层层深入。以上七大研究主题描述与分析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开始人口转移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工发生着诸多转变:从最初农民工为求生存、摆脱贫困到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求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转变;从原来整体性的农民工群体, 到现在内部出现差异与分化的农民工群体的转变;从最初普遍性的劳力型农民工到后来技术型、业主型、企业型的转变, 现如今又出现了智力型新移民。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 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工当下面临四大重要研究课题。

一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研究。国务院于2016年7月27日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 指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笔者研究发现, 即使是经营型新移民, 心理与社会网络上仍然属于城市“边缘”, 难以与本地人实现社会与文化融合, 城市二元社区的存在根深蒂固。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漫长过程, 需渐进式发展。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研究。产业结构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相互影响,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 会引起农民工就业岗位的变动以及人口迁移的分布与规模,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与素质高低又能反过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笔者认为此研究极为重要, 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可以扩大劳动力就业, 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又能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增长, 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三是互联网时代的农民工研究。目前多省将淘宝村作为脱贫致富的方式。阿里研究院定义“淘宝村”现象为聚集在某个村落的网商, 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 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 形成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网络商业群聚现象[34]。阿里研究院统计, 2013年, 全国统计的淘宝村仅20个, 而截至2014年年底, 全国淘宝村共计211个, 2015年, 全国淘宝村共计780个。淘宝村的快速发展, 吸纳了大量农民工涌入, 利用网络平台, 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改变着农村的发展面貌。

腾讯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铜关村实施“为村”计划, 也称作“互联网+农村”行动计划, 希望农村能够通过腾讯强大的“连接器”, 推动乡村借助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另外, 一个比较成功的电子商务的案例是浙江遂昌县的浙江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3年, 属农村电子商务公司。公司推出电子商务、本地生活、农村创业三大业务板块, 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 实现“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其理念是过去农村的赶场、赶集, 帮助农民买卖商品, 同时解决生活与工作的问题。

四是海外中国农民工研究。2016年10月5日, 首列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邻国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之间的中国列车开通, 简称“亚吉铁路”, 此条铁路是由中国企业承建, 其候车厅、车站指示牌、车厢陈设、列车员服装、车票均和我国一模一样, 修铁路者也是我国农民工。另外, 我国在非洲正在建设铁路、公路等。目前海外的中国农民工有数百万人, 对其生存与生活状态的关注成为时代的课题。笔者正计划做非洲农民工研究,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